起名知识

　　用一则新华社的消息作开篇语：

　　"大约20名日本女性议员11日（2001年5月11日）上书日本法务大臣森山真弓，要求对结婚夫妇只能使用同一个姓氏的现行法律作出修改。这些女性议员的行动代表了不少日本妇女渴望在婚后保持独立性的呼声。

　　日本现行的《民事法》规定，新婚夫妇在注册登记时，必须在两个人的姓氏中选择一个作为新组建家庭的姓氏。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妇女在婚后都放弃了自己的娘家姓氏，改随夫姓。如果女方不愿意改随夫姓而坚持自己的姓氏，那么她本人将遇到无穷无尽的麻烦，例如因难以证实身份而无法购买机票、无法接收信件，夫妇两人的孩子也将在法律上被视作'婚外子女'而受到多种歧视，其中包括无法正常地享有继承权。

　　近年来，日本女性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妇女不愿在婚后改随夫姓。五年前，日本政府的一个顾问小组就曾提出过修改《民事法》中相关条款的建议，其内容包括允许婚后双方各自保留原有的姓氏，并取消"婚外子女"的歧视性政策。该提议后来因遭到执政党自民党的反对而被弃用。

　　如今，日本国内又掀起新的妇女独立浪潮，要求修改《民事法》有关婚后姓氏使用条款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20多名日本女议员共同起草了一份修改《民事法》的草案，提出要保障婚后使用娘家姓氏的日本妇女不被剥夺应有的权利。这份草案已于早些时候送交了日本国会参众两院。

　　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姓名又是什么？简言之，姓名只是代表个人的语言符号。

　　那么，庄严的法律又与朴素的姓名有何联系呢？这个问题连作者自己也曾迷惑过。不过，博览大量的法律和姓名书籍后，作者不得不得出如下一个结论：同法律规条的无孔不入一样，姓名本身也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他俩不由自主地碰在一起的机会实在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鉴于姓名与法律彼此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撰此文时，作者只得借用归纳分析理论的"层层剥离"手法，从小范围到大领域，从外部交叉到内部聚合，简要析之。

　　姓名与法律的交叉点上有两个重要议题值得深究：一是法律条令制约和促进姓名的发展演变；二是姓名反过来以其特别的方式服务于法制法规。

　　姓名之受制于法，中外有别。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封建皇权史的演义和变更，是"联即国家"的八治统治手段的徘徊和重构。西方的情况则迥乎不同，虽也步入过人治的荆林，但毕竟法治观念和法制体系成形较早，发展亦见熟练。这种区别在姓名系统中也有明显的界定。

　　掘文就以这种区别为契机，先将姓名受制于法这一论题分中外两种情况予以阐述。国外姓名的发展要比中国迟去几千年，大量出现且达到多数人有名有姓的地步不过是中世纪中期以后的事。彼时，从法的观念上看，姓名仅作为解决财产所有权和实施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还显得不十分重要，但就姓名学本身来说，争先涌现的教名则为姓名系统充实了一支繁衍猖厥的生力军。

　　事实上，由于西方流行的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教会的各种立法和规定，具有法律同样的约束效果，因而把它作姓名法的"始作俑者"也是不十分过分的。例如教名的选择，必须在《圣经》、《古兰经》或教会历法的范围内；再例如，1563年无主教开会宣布：在洗礼时，如果父母坚持给婴儿另取他名，应取得天主教神甫的同意，但要冠以圣徒名作为"第二或第三洗礼名"等等，教会的这些清规戒律，对姓名的选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真正出现关于姓名的立法，是在19世纪前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的传播、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的出现、农村人口的增长、征兵纳税以及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口迁徙的发展，姓名作为人的代号在社会生活中愈来愈重要，另一方面，法律的日臻完备也使其触角能自由畅通地伸入姓名领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姓名与法律终于在上世纪初彼此伸出了沟通和联姻的双手。

　　国外关于姓名的立法有两种情况，一是本国的政府的立法，二是外国强权的挟制。

　　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名出乎政"的国家。日本关于姓名的立法源自宫庭。公元810年，第54代天皇仁明天皇即位后，对于御名的授予开始实施新的规定：御名必须由两个佳字组成。所谓佳字，就是由文章博士等著名文人和宫廷大臣们精心排选出的吉祥字，如堀河天皇的御名是"善仁"，后来，明治天皇对"仁"字特别亲昧，专下圣旨，规定所有皇太子名的后面一字都必须用"仁"字，所有公主名的后一个字则以"子"字为宜。例如大正天皇的御名是嘉仁；当今天皇的御名是裕仁等，即是照章办事。

　　当日本天皇"仁"字风靡时，除贵族有姓有名外，日本的平民百姓还只是有名无姓。明治维新后，为了方便管理，日本政府才颁布了户籍法，命令全国平民"必须人人有姓氏"。并且美其名曰此乃"日本国民的一种义务"。大概是逆反心理作崇，百姓们并不受宠若惊，大部分人无动于衷，后来政府三令五申，人们才开始翻书查史，寻找佳姓，许多人实在找不出特别好的姓氏，就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向了神官手中吉祥威力的标志--铃木，这么一来形成了一种戏剧效果，铃木成为日本当今最大的姓。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催促太紧，人们饥不择食，看见什么中意的东西，就信手拈来，取以为姓：有以西村、岗村之类的村庄取姓者，有以山下、山本、渡边等地名为姓者，或以白鸟、小熊之类的动物作姓，一时间姓氏大乱，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鸟虫鱼；从职业住所到宗教信仰、从自然现象到思想意识，各种各样的姓氏散布东羸。如高杉、西园寺、服部、大庭、鸟居等等，据当时的史官统计，几千万日民享有二十多万种姓氏，真是蔚为壮观。

　　为了消除紊乱、精简姓氏，鉴于日本人名中汉字使用涣乱成灾，1946年，日本政府对日语中的几万汉字进行了改革和限制，公布了1850个当用汉字，连同此后补充的92个作为新生婴儿取名的选择，否则政府不予注册户籍。这一改革收效显著，日本姓名的发展从此逐渐走向集中和精练。

　　日本政府在1898年颁布的户籍法中规定：每户都要有固定姓氏，子承父姓，妻从夫姓，分家后仍用原姓，不得任意更改，日本的夫妻同姓现象自此始矣！不少妇女同志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是大男子主义作怪，遂自发组成"反对结婚改姓会"，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以企改变这一局面，后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本文篇首那则消息看来，男女平等的口号还得继续喊下去。

　　西方关于姓氏的立法始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19世纪未，法国大革命倡导自由之风，姓名系统亦坐上顺风船，人人皆以别出心裁的名字自傲，各种怪诞名充斥街衢，第一共和国掌权后，1803年，新政府制订一份专门的姓名法令，将起名的来源限于历史人物和各种历法，并规定公民起名之后不但不能自行改姓，就是改名也须正当理由，并提交民事法庭审议批准，换姓还须由国家元首在官方报纸上发布更换姓氏的法令，一年之后，换姓者才能要求民事法庭批准使用新姓，由于换姓改名得之不易，那些觉得现名不佳者大多私下起个名字，在亲朋好友中叫着过过瘾，到了官方场合又恢复原名。

　　1804年，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出台，又给灾难深重的姓名系统套上了一道紧箍咒：法典不仅规定每个法国公民都有义务把家系名称的姓在本族中代代相传，而且还要求当时处于法国支配下的邻近各国照办，从此，限制取姓，用姓的各种法规在欧洲各国纷纷推出。

　　法国以后，姓名立法较早且条文完备的当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劳兰。不过这已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了。1921年，芬兰政府颁布《姓名法》，严正声明公民的姓名受法律保护，并由专门机构管理姓名档案，监督姓的使用。若发现非法使用他人的姓，可向法庭起诉。若要改变姓名或增减自己的名字，必须向当局提出书面申请，经核准后并在地方报纸上声明，才能向户籍机关登记备案，方始生效。

　　土耳其姓名立法是和其它改革措施一起出笼的。1934年11月24日，刚刚享受到革命胜利果实滋味的凯末尔政权通过大国民议会实施了《取姓法》，法案公布之日起，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带有宗教封建色彩的尊号和称号一律作废，并实行新的称谓方式：巴伊和巴杨，即先生（Bay）和小姐（Bayan），巴伊、巴杨和姓一起使用，放在姓氏之前，如Bay A Kyol 或Bayan Akyol ，即巴伊阿克约尔，巴杨阿克约尔。

　　土耳其人原来没姓，《取姓法》却规定每个土耳其人必须有姓，为了让公民取姓方便，政府提供一份单子，让人从中挑姓，如厄兹蒂尔克（真正的土耳其人）、切廷蒂尔克（严肃的土耳其人）、申蒂尔克（高兴的土耳其人）、阿克约尔（一路平安）等等，尽管如此，土耳其人的用姓还是禁不住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以药济师、渔夫，姆拉格人等职业、出生地为姓，有以父名或父亲职业为姓的。如姓"皇斯曼拉加的儿子"（屠夫或肉铺掌框柜的独儿子）。此外，重大的历史事件、神话故事，动物，绰号，一些独特的词等亦被取以为姓。如当今土耳其最著名的作家阿齐兹·纳辛（Azziz Nesin）的姓"纳辛"土耳其语意"你是谁"这就象中国公民姓山芋、黑驴、别碰我、母夜叉一样实乃姓名学中一绝。

　　各国政府关于姓名的立法基本上是严谨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如只有800万人口的瑞典，就有100万人使用安德逊，约翰逊，卡尔逊三个姓，而且有300万人的名字只局限于六个男名和六个女名。同姓名现象给政府工作带来麻烦，政府于是采取"大棒加黄油"政策，下令鼓励百姓改名易姓，并规定给予一定报酬，还设计了不少音节优美的姓氏供人们参考。与此相反，荷兰人要改姓则要向政府及女王申请，还须缴纳250荷兰盾，其邻国比利时招术更绝，谁要改名，得交"改名税"。更有甚者，冰岛在1925年6月27日通过《姓名法》，禁止人们用姓，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自由"。